给“二代”现象一个法治终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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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-05-27

“法治中国新征程——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”系列评论②  法治,是一个令所有公民都熟悉的字眼,人们似乎每天都身置其中,须臾不离;法治,又是一个让人有疏远感的词语,以致不少人至今难分“法治”与“法制”之区别。

  了解到正在召开的中共中央十八届四中全会的主题是“法治”,有些人失去惊喜:党中央不是在多年前就将“依法治国”作为基本国策了吗?社会主义核心价值24个字里,不就有“法治”二字吗?如今又作为四中全会的主题,难道称得上大手笔、大动作?  很多事情,当我们从日常的号召、倡导上升到中央全会作出的重大决定来理解时,才会恍然大悟。

就有如去年的三中全会将我们听了30多年的“改革”提升到“若干重大决定”时,才会让我们体会到其非凡的意义。

  “法治”这两个字的确不新鲜,可当你认识到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在执政的65年中第一次作为全会的主题,并且将出台类似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那样重大决定,就会掂得出其中沉甸甸的分量,就会燃起我们心中翘首难抑的期待。   法制与法治,于我们来讲虽然是耳熟能详,可在现实生活中之所以混淆一气,彼此难辨,本身就说明在许多方面法治离我们还有距离,有“制”而无“治”还相当突出。

  用一个最简单的比喻,法制解决的是“有没有”的问题;而法治则是解决“管不管用”的问题。 新中国成立以后,国家就步上了法制的轨道,从《宪法》制定的盛事到刑法、民法不断地进入我们的生活,我们知道国家有了许多大法。 改革开放以后,我们更是为建设法制国家而不懈努力。 全国人大每年的立法文本、国务院以及各个部委推出的行政法规,数量及密集程度,都堪称世界之最。

但是,在现实中,能否从“有法可依”做到“有法必依”,“权大还是法大”的矛盾却越来越尖锐。 公众不断质疑法律的软性、虚设,使法律失去了应有的权威与尊严。

因而,是时候彻底回答“管不管用”的问题了。

全面实现法治,便是时代强烈要求的呼之欲出。   在广大青年眼中,即便有法律也不能对其“怎么样”的人群里,心中最为愤懑的莫过于那些“二代”们。 形形色色的“官二代”、“富二代”、“星二代”,他们总能凌驾于法律之上,任何的法律法规对他们来讲没有起码的约束力,无论是汽车撞人、强奸女性,还是任意逞凶,嫖娼吸毒;无论是侵占土地、垄断资源,还是化公为私,掠夺国企;无论是神圣考场、岗位竞聘,还是逐鹿官场、提拔升迁……在他们看来,违不违法无所谓,只要有个有权有钱的好爹,就没有搞不定的事情。

要是亲爹不用,傍上个“干爹”也行。

  这些个“二代”们一旦犯了事儿,总以“不懂法”、“法律意识淡薄”来想方设法为自己开脱。

他们真的不懂法吗?非也,关键是不畏法,没有将法律放在眼里。 李双江的儿子李某某在轮奸妇女时,总不会不知道那是犯法的;郭美美仗着有个神秘干爹不仅到澳门豪赌,还在世界杯期间公开设赌局,她也不会不知道那是与法律对着干;李启铭在校园飙车致一死一伤,肇事后第一反应不是立即报警自首,而是本能地喊出“我爹是李刚!”就充分反映出他潜意识的心态。 至于那些在经商上巧取豪夺、上学中冒名顶替、就业里坐吃空饷、官场中火箭跃升等等,哪桩哪件不都是犯法违规行径?可到他们那里就能一路绿灯,畅通无阻。

庄严的法律对他们来讲,不过是再一次对权力的显摆,对金钱的炫耀,在一次次较量中更抬高了自己的身价和地位。

  法制,是推进法律的制定和建设;法治,求的是有法必依,法律面前人人平等。

对那些“二代”而言,古代尚有“天子犯法,与庶民同罪”之说,难道在共产党执政的当今中国,还能容忍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人吗?上一代革命者、创业者纵有丰功伟绩,如山贡献,尚没有权力将自己置身于法律之外,对法律威严仍敬畏三分。

如今许多的“二代”们,为革命无尺寸之功,为建设没洒多少汗水,为人类谈不上什么贡献,就凭着父辈的权力荣耀财富,视法律为儿戏,弃约束如敝履。

如果江山让他们坐上去,那就不仅是败家,一定会败国。

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联系实际,就能深刻理解“法治”二字,对当今中国有多么任重道远,而又迫在眉睫。

  法治的另一面则是人治、权治,乃至“钱治”。 前者会让普通民众欢欣鼓舞,后者则是一部分人特殊的“既得利益”。 全面推进法治建设,人民当会热烈拥护。 对于不得不放弃法律“豁免”特权的“二代”来讲,也不一定意味着丧钟敲响。 当“二代”的恶名从头上摘去的时候,就必然是堂堂正正做人的开始。 唯有这样,他们才可能与“屌丝”在同样的公平条件下竞争发展,规则、机会、权利三公平,一起撬动中国梦。 (中国青年网特约评论员 李而亮)“法治中国新征程——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”系列评论。

给“二代”现象一个法治终结